通过上个学期“双减”政策的系统落实,不少中小学生从重复、繁重的作业负担和课外培训负担中解脱出来。不过,这并不是“双减”的最终目标,实现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关键,有“破”更要有“立”。学生没了课外培训的“加餐”后,学校教育这道“正餐”的“营养”能否满足不同学生的成长需求?这是一道摆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、中小学校面前的必答题。

“双减”正从落地走向纵深。作为“双减”政策首批9个试点城市之一,北京正在进行哪些尝试?近日,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专访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、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。

“以前一个寒假,孩子总有7-10天是有课外班的,只要看着孩子坐在教室里心里就挺踏实,现在不补课了,真的能行吗?”北京一名小学五年级学生家长说。

中央“双减”政策明确提出,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、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。

部分家长的焦虑来源于此:把补课和学习完全等同起来,当不能再补课时,家长就认为孩子不能学习了,便焦虑起来。不过,假期的学习与学期中的学习不一样。李奕说,最大的差别就是孩子有更多的自主性,“这就需要学校老师和家长跟孩子进行更好的设计”。

通过丰富多彩的假期活动和灵活多样的假期作业,把学科学习的内容融于其中,可根据孩子的情况进行查漏补缺或适当拓展;也要把非学科学习的内容设计进去,比如阅读、运动、培养兴趣爱好、开阔眼界等。

这给家长提出了新课题,并且对家长的考验并不仅局限在假期。自“双减”政策落地以来,中小学生的校内作业和校外培训显著减少,孩子回家后的时间多了出来。如何利用好孩子的这段时间,教师和家长要共同担起责任。

今年开始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》明确提出:“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、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,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。”

家长不仅应意识到自己应负有的责任,也应提高自己“家庭教育供给”的设计能力。很多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,能有意识、主动地按照自己孩子的特点进行养育,但随着孩子步入学校,特别是随着校外培训机构的飞速增长,“一些家长不再关注自己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,而是关注‘别人家孩子’在干什么,这种比拼的结果是,‘别人家孩子’报了5个班,那就努力给自家孩子报6个。”李奕说。

要想做好“双减”之后的家庭教育,家长要回到“初心”,“把孩子放在正中央,认真分析自己孩子的优势和劣势,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,就是真正尊重孩子成长规律。”李奕说。

“双减”后的第一次期末考试,一些北京家长群里流传着“考试‘难出天际’”的说法,其中有一道流传甚广的考题:北京2022年冬奥会冰壶比赛将在北京赛区的国家游泳中心进行。赛场设4条长方形赛道,每条赛道长约是46米,宽是5米,周围用黑色海绵条围起。每条赛道需要多长的海绵条?

“猛地一看这种题感觉有点难,是因为置换了新的情境和素材,而非僵化地死记硬背课本知识。”李奕说,实际上这是“双减”之后教育教学和学习、考试的方向。

再比如考古诗、文言文,以前最传统、最常用的方式就是让学生背、默写原文,但以古喻今、理解内涵是高质量学习的标志,“这正是我们教育教学当前需要改变的问题。”李奕说。要把学校教育的质量提升上去,首先要把那些重复机械的内容减下来。未来国家发展需要具有扎实基础和创新思维的合格建设者,就需要在学习过程中学会用知识解决新问题、真问题。

“双减”之后的第一次期末考试带来这样的信号:“减负”不等同于“简单”,更不等同于“放水”。

在“双减”政策落地之初,迅速斩掉校外培训机构通过制造焦虑而产生的巨大培训需求,是政策落地的关键。随着政策向纵深方向发展,“双减”政策的最终落实在于学校教育质量能否真正提升,李奕说,“这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”。

中央的“双减”政策特别强调学校教育教学服务要满足学生多样化需要,努力让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,让学生的学习更好回归校园。

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也在前不久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,2021年课后服务确实基本实现“全覆盖”,课后服务项目吸引力、有效性显著提升,自愿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比例由去年春季学期末的49.1%提高到秋季学期末的92.2%。

“实事求是讲,经过一学期的整体推进,我们能够把课后服务的课程开起来,但距离真正符合每一个孩子的需求、实现让每个孩子都有很大提升的目标,还有很大的努力和完善的空间。”李奕说,在新的学期,要针对不同年级的党的教育方针落实、学生成长特点、家长的焦虑和期待进行详细地分析研判,确保每一名学生有更强的获得感,特别是学业辅导方面。

让作业更有质量、让课堂更高效、让课后服务更有针对性,这些都需要教师完成。在“双减”政策刚落地时,学生的学业负担减轻,教师的负担却重了起来。

“在第一学期‘双减’政策的推进过程中,教师确实更加辛苦了,这种情况比较普遍。”李奕说,不仅是因为增加了课后服务,更因为按照“双减”背后“提质”的要求,教师留作业的水平和命制试题的质量都要提升,这种情况下,教师备课时要下更多功夫,不能再简单地“吃老本”了。

“但教师不应该一直这样辛苦下去。”李奕说,通过逐步优化学校治理方式和人工智能赋能教师教育教学能力、方式提升等,会逐步实现转型升级,“而不是单纯的加班拼体力”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,一些北京的学校正在进行各种尝试,如更加合理地搭配教师人力资源,设置副班主任,在课后服务中打破班级、年级界线进行统筹管理,实施教师弹性工作制等,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工作时长压力。

“在这一转变过程中,我们形象地说,学校和教师也要‘节能减排’。”李奕说,教师“节能减排”减少的是重复的作业、冗余的考试和低效的课堂,“如果学校在教育教学管理中,努力引导各学科组把这些压缩下去,那教师和学生的负担就能在同步减少的过程中同时提高效率。”

去年,北京在两个区进行了教师交流轮岗的试点,而新学期,北京又有6个区加入到了干部教师交流轮岗的试点中。“新一轮的交流轮岗试点最大的特点是按需轮岗,如果有需要那就轮,如果没有需要,可能理论上存在着不用轮的这种情况,并没有‘一刀切’地设定教师轮岗的数量和比例,实际上各区交流轮岗的数量和比例还是很大的。”李奕说。

通过上学期的运行,教师轮出的学校没有出现大面积的“质量塌方”,参与交流轮岗的几千名教师都有丰富的收获和体验,学生的获得感也非常明显。比如北京密云区一名会舞蹈的音乐教师参与轮岗后,在学校创设舞蹈课堂,丰富学校的课后服务供给,用舞蹈撬动了山区孩子的全面发展。

“学生特别喜欢,所以教师流动起来的不是那个‘高级’或‘特级’的头衔,而是给孩子提供的优质教育服务。”李奕说,在新的学期里,教师要实实在在地强起来。这不仅要靠每一名教师自身,更要靠每名教师背后的团队,比如年级组、备课组、学科组,在团队作战的保障下,再通过交流轮岗等多种措施最终带来“共同富裕”的效果,而不再像以前“线性的单一扶贫”。

“双减”政策,“减”只是措施和手段,“‘减’字的背后是‘提’,是‘增’。”李奕说,“提”的是教育教学的质量,“增”的是孩子的实际获得感,“只有这样,我们才是真的为孩子的成长负起责任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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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上个学期“双减”政策的系统落实,不少中小学生从重复、繁重的作业负担和课外培训负担中解脱出来。不过,这并不是“双减”的最终目标,实现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关键,有“破”更要有“立”。学生没了课外培训的“加餐”后,学校教育这道“正餐”的“营养”能否满足不同学生的成长需求?这是一道摆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、中小学校面前的必答题。

“双减”正从落地走向纵深。作为“双减”政策首批9个试点城市之一,北京正在进行哪些尝试?近日,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专访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、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。

“以前一个寒假,孩子总有7-10天是有课外班的,只要看着孩子坐在教室里心里就挺踏实,现在不补课了,真的能行吗?”北京一名小学五年级学生家长说。

中央“双减”政策明确提出,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、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。

部分家长的焦虑来源于此:把补课和学习完全等同起来,当不能再补课时,家长就认为孩子不能学习了,便焦虑起来。不过,假期的学习与学期中的学习不一样。李奕说,最大的差别就是孩子有更多的自主性,“这就需要学校老师和家长跟孩子进行更好的设计”。

通过丰富多彩的假期活动和灵活多样的假期作业,把学科学习的内容融于其中,可根据孩子的情况进行查漏补缺或适当拓展;也要把非学科学习的内容设计进去,比如阅读、运动、培养兴趣爱好、开阔眼界等。

这给家长提出了新课题,并且对家长的考验并不仅局限在假期。自“双减”政策落地以来,中小学生的校内作业和校外培训显著减少,孩子回家后的时间多了出来。如何利用好孩子的这段时间,教师和家长要共同担起责任。

今年开始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》明确提出:“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、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,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。”

家长不仅应意识到自己应负有的责任,也应提高自己“家庭教育供给”的设计能力。很多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,能有意识、主动地按照自己孩子的特点进行养育,但随着孩子步入学校,特别是随着校外培训机构的飞速增长,“一些家长不再关注自己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,而是关注‘别人家孩子’在干什么,这种比拼的结果是,‘别人家孩子’报了5个班,那就努力给自家孩子报6个。”李奕说。

要想做好“双减”之后的家庭教育,家长要回到“初心”,“把孩子放在正中央,认真分析自己孩子的优势和劣势,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,就是真正尊重孩子成长规律。”李奕说。

“双减”后的第一次期末考试,一些北京家长群里流传着“考试‘难出天际’”的说法,其中有一道流传甚广的考题:北京2022年冬奥会冰壶比赛将在北京赛区的国家游泳中心进行。赛场设4条长方形赛道,每条赛道长约是46米,宽是5米,周围用黑色海绵条围起。每条赛道需要多长的海绵条?

“猛地一看这种题感觉有点难,是因为置换了新的情境和素材,而非僵化地死记硬背课本知识。”李奕说,实际上这是“双减”之后教育教学和学习、考试的方向。

再比如考古诗、文言文,以前最传统、最常用的方式就是让学生背、默写原文,但以古喻今、理解内涵是高质量学习的标志,“这正是我们教育教学当前需要改变的问题。”李奕说。要把学校教育的质量提升上去,首先要把那些重复机械的内容减下来。未来国家发展需要具有扎实基础和创新思维的合格建设者,就需要在学习过程中学会用知识解决新问题、真问题。

“双减”之后的第一次期末考试带来这样的信号:“减负”不等同于“简单”,更不等同于“放水”。

在“双减”政策落地之初,迅速斩掉校外培训机构通过制造焦虑而产生的巨大培训需求,是政策落地的关键。随着政策向纵深方向发展,“双减”政策的最终落实在于学校教育质量能否真正提升,李奕说,“这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”。

中央的“双减”政策特别强调学校教育教学服务要满足学生多样化需要,努力让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,让学生的学习更好回归校园。

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也在前不久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,2021年课后服务确实基本实现“全覆盖”,课后服务项目吸引力、有效性显著提升,自愿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比例由去年春季学期末的49.1%提高到秋季学期末的92.2%。

“实事求是讲,经过一学期的整体推进,我们能够把课后服务的课程开起来,但距离真正符合每一个孩子的需求、实现让每个孩子都有很大提升的目标,还有很大的努力和完善的空间。”李奕说,在新的学期,要针对不同年级的党的教育方针落实、学生成长特点、家长的焦虑和期待进行详细地分析研判,确保每一名学生有更强的获得感,特别是学业辅导方面。

让作业更有质量、让课堂更高效、让课后服务更有针对性,这些都需要教师完成。在“双减”政策刚落地时,学生的学业负担减轻,教师的负担却重了起来。

“在第一学期‘双减’政策的推进过程中,教师确实更加辛苦了,这种情况比较普遍。”李奕说,不仅是因为增加了课后服务,更因为按照“双减”背后“提质”的要求,教师留作业的水平和命制试题的质量都要提升,这种情况下,教师备课时要下更多功夫,不能再简单地“吃老本”了。

“但教师不应该一直这样辛苦下去。”李奕说,通过逐步优化学校治理方式和人工智能赋能教师教育教学能力、方式提升等,会逐步实现转型升级,“而不是单纯的加班拼体力”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,一些北京的学校正在进行各种尝试,如更加合理地搭配教师人力资源,设置副班主任,在课后服务中打破班级、年级界线进行统筹管理,实施教师弹性工作制等,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工作时长压力。

“在这一转变过程中,我们形象地说,学校和教师也要‘节能减排’。”李奕说,教师“节能减排”减少的是重复的作业、冗余的考试和低效的课堂,“如果学校在教育教学管理中,努力引导各学科组把这些压缩下去,那教师和学生的负担就能在同步减少的过程中同时提高效率。”

去年,北京在两个区进行了教师交流轮岗的试点,而新学期,北京又有6个区加入到了干部教师交流轮岗的试点中。“新一轮的交流轮岗试点最大的特点是按需轮岗,如果有需要那就轮,如果没有需要,可能理论上存在着不用轮的这种情况,并没有‘一刀切’地设定教师轮岗的数量和比例,实际上各区交流轮岗的数量和比例还是很大的。”李奕说。

通过上学期的运行,教师轮出的学校没有出现大面积的“质量塌方”,参与交流轮岗的几千名教师都有丰富的收获和体验,学生的获得感也非常明显。比如北京密云区一名会舞蹈的音乐教师参与轮岗后,在学校创设舞蹈课堂,丰富学校的课后服务供给,用舞蹈撬动了山区孩子的全面发展。

“学生特别喜欢,所以教师流动起来的不是那个‘高级’或‘特级’的头衔,而是给孩子提供的优质教育服务。”李奕说,在新的学期里,教师要实实在在地强起来。这不仅要靠每一名教师自身,更要靠每名教师背后的团队,比如年级组、备课组、学科组,在团队作战的保障下,再通过交流轮岗等多种措施最终带来“共同富裕”的效果,而不再像以前“线性的单一扶贫”。

“双减”政策,“减”只是措施和手段,“‘减’字的背后是‘提’,是‘增’。”李奕说,“提”的是教育教学的质量,“增”的是孩子的实际获得感,“只有这样,我们才是真的为孩子的成长负起责任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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